2021年10月,國務院發布《2030年前碳達峰舉動計劃》,要求省級、自治區和直轄市政府“依照國家整體布置,結合本區域資源環境稟賦、產業布局、開展階段等,堅持全國一盤棋,不搶跑,科學擬定本區域碳達峰舉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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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省政府都在擬定本省碳達峰舉動計劃。特別是進入2022年下半年以來,多個省份密集發布了碳達峰實施計劃。
最近10月份,就有北京、江蘇、湖南、重慶等地發布了“碳達峰實施計劃”。
時刻再拉長,2022年7月以來,還有寧夏、江西、上海、吉林、海南、天津、遼寧等7個省份出臺了省級碳達峰實施計劃。
這是當地政府在擬定完成“碳達峰碳中和整體實施意見”之后,在碳達峰方面的詳細舉動。
省級政府是當地社會經濟開展的首要方針擬定方、推動者,也是引領方針和機制改革的關鍵力量。
鑒于省級政府在落實中心方針的重要地位,各省級政府的轉型大志和舉動力,也將決定我國碳達峰舉動的實踐成效和綠色低碳革命的深度。
在國家雙碳轉型戰略已定,綠色低碳管理進一步精細化的趨勢下,省級政府“摸清家底”,把握省內碳排放的根本狀況和重點排放源,將為科學合理擬定省內低碳開展轉型策略奠定根底。
在《環球零碳》此前刊登的文章《我國100億噸碳排放來自哪里?怎么實現碳中和》一文中,咱們通過職業剖析發現,動力活動和工業活動占我國碳排總量90%以上。假如以省市為單位,從地域結構來看,我國哪些省份碳排放較大?哪些省份碳排強度最高?這些省份在脫碳方面面臨哪些應戰?
碳排總量:山東、河北、江蘇排前三
要核算省級碳排放總量,其實是一個技術性很高的活。由于我國省域之間的動力和電力出產和運用之間,存在非常復雜的關系。
比方“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和“北煤南調”等工程,意味著西部發的電、北方挖掘的煤,不一定在當地運用,而是被運送到外地了,這種狀況發生的二氧化碳,該算到誰的頭上?
其實,環繞省級層面“碳”排放核算,國家是有一套規范的。
國家發改委于2010年安排有關部門和研討單位以IPCC清單指南根底,編制了《省級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編制指南(試行)》,該指南被廣泛地應用于省級和當地層面溫室氣體清單的核算,為當地擬定溫室氣體操控計劃和達峰途徑規劃提供了技術支持。
在省級清單編制過程中,電力職業的“碳”排放是最最首要的排放源,考慮電力出產和消費存在區域性的差異,依據區域間公正的思考,省級清單指南中特別添加了與電力調入調出有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核算方法。
舉個例子,內蒙古一家煤電廠發的電,假如被輸送到北京,供北京運用了,那么這些煤電的碳排放就要算到北京這邊。
內蒙古的托克托電站,按容量核算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電廠,將大部分電力輸送到北京,2019年乃至占到北京年用電量的30%,托克托發電站的裝機容量為6720兆瓦,2018年排放了2946萬噸二氧化碳,這個排放量要被計入北京的總排放量。
圖說:我國動力消費結構。煤炭和石油占有首要地位。
來歷:信達證券
這個核算規范,整體來說還是比較科學和公正的。
依據這一套核算方法,梳理“我國碳核算數據庫(CEADs)”2005-2019年30省(區、市)碳排放數據會發現,我國各省之間碳排放總量存在較大差異。
依據一些研討結果,碳排放總量與經濟總量有相關,可是相關度不是那么大,而是跟工業乃至高耗能職業的興旺程度存在一定正向相關關系。
以2019年為例,碳排放總量最大的前六省份(區、市)為山東、河北、江蘇、內蒙古、廣東、山西,分別為9.37億噸、9.14億噸、8.05億噸、7.94億噸、5.86億噸、5.66億噸。六省算計占全國碳排放總量的超越四成(40.4%);而碳排放總量最小的后五、后十個省份的算計碳排放總量則分別僅貢獻了全國碳排放總量的4.58%和13.10%。
2019年碳排放總量最小的省市分別是:海南、青海、北京、重慶和天津,碳排放量分別為:0.43億噸、0.52億噸、0.88億噸、1.56億噸和1.58億噸。
圖說:各省碳排放總量與強度分布(2018年)
來歷:我國碳排放數據庫
碳排總量,跟產業結構密切相關。比方山東、河北和江蘇這三個省份最近幾年根本都位居第一。
山東和江蘇都是我國東部沿海的首要制造業中心,山東的動力、工業和農業部門也很強大。河北位于華北,環繞北京,是我國最大的鋼鐵出產省份,2020年鋼鐵年產量占全國總量的近四分之一。按職業區分,鋼鐵職業是我國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職業,僅次于電力部門。
自2003年以來,山東一直是我國最大的省級二氧化碳排放國,2019年9.37億噸的排放量,占全國總量的近10%。當然,山東也是我國人口第二多的省份,人口超越1.01億。山東還具有我國最大的煤電裝機容量,到去年12月已超越100GW。到去年12月,山東的并網風能和太陽能發電能力也在全國排名第三,超越50GW。
這說明山東是一個能耗消耗大省。2019年,山東省動力消費總量占全國總量的8.5%左右,為4.139億噸規范煤當量。
除了山東、河北、廣東這些省市外,咱們發現,內蒙古、山西等煤炭資源豐富的大省,也是碳排放總量比較高的省份。
內蒙古經濟總量并不高,但2019年碳排放總量達到7.94億噸,僅次于江蘇,排在全國第四位。這說明內蒙古的碳排強度很高。
2020年,由于節能工作存在嚴重問題,內蒙古相關部門被國家發改委環資司約談。約談指出,內蒙古經濟總量僅占全國的1.7%,卻消耗了全國5.2%的動力。
碳排強度:寧夏、內蒙和新疆排前三
除了碳排總量之外,碳排強度也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碳排放強度即單位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碳排強度跟能耗強度相同,是國家約束性指標。
依據我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討所研討員張瑜在《我國的“碳”都在哪里》的研討,寧夏、內蒙古、新疆和山西的碳排放強度較高,分別為5.1萬噸/億元、4.0萬噸/億元、3.7萬噸/億元和3.1萬噸/億元。北京、廣東、上海和福建等東部省市碳排放強度最低,分別為0.3萬噸/億元、0.6萬噸/億元、0.6萬噸/億元和0.7萬噸/億元。
圖說:各省份能耗強度比較(2018年)
來歷:信達證券
碳排放強度其實跟能耗強度密切相關。信達證券發布的報告《深度解讀“能耗雙控”》以為,區域結構上,我國西北、華北、東北區域能耗強度較高,興旺省份單位能耗遍及較低。
從單位GDP能耗排行能夠發現,高單位GDP能耗的省份集中于西北、華北和東北區域。其間西北區域三個省份寧夏、青海、新疆的單位GDP能耗遠超出平均水平以上。
以遼寧為首的東三省單位GDP能耗也位居前列。
華北區域除北京外,內蒙古、山西、天津單位GDP能耗相對較高,特別內蒙古占有全國第二。此外,單位GDP能耗較低的省份首要集中于華東、華中區域,且遍及為興旺省份,如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對比高單位GDP能耗省份,興旺省份盡管總能耗占居全國高位,但單位GDP能耗遍及較低。
哪些省份易遭到碳中和轉型影響
依據張瑜的剖析,高耗能職業等工業部門是各省二氧化碳的首要排放來歷。一省的碳排放強度可能與工業興旺程度和高耗能職業興旺程度相關。一般來說工業部門越興旺(二產占比越高),則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越大。
以2017年為例,內蒙古、新疆、寧夏和山西等是2017年碳排放強度最高的省市,分別為4萬噸/億元、4萬噸/億元、5萬噸/億元和3萬噸/億元,一起這些省市2017年的二產占比也較高,分別為49%、47%、45%和48%。
一起,高耗能職業工業總產值增速越高,則碳排放增速也越高。比方,江西和廣西2006-2016的高耗能職業工業總產值的年復合增速在22個省市中是最高的,均為20%左右,一起,江西和廣西的二氧化碳排放年復合增速也較高,均為7%左右。
新疆二氧化碳排放年復合增速最高,為14%,其高耗能職業工業總產值的年復合增速較高,為15%。
所以,假如依照《我國2060年前碳中和研討報告》要求高耗能職業進行轉型,那么接受較多高耗能職業的內蒙古和新疆等省市,以及高耗能職業工業總產值較大的江蘇、山東等省市可能受影響較大。
圖說:前景鄂爾多斯零碳產業園規劃圖
內蒙古被以為是“三高省市”(即碳排放總量高、強度高和年復合增加率高)。當然,這里有一些客觀原因,比方內蒙古接受了一批高水平煤電、現代煤化工、鋼鐵、電解鋁等項目,客觀上形成碳排放剛性增加。一起,一批煤化工、電解鋁、鐵合金等項目投產,使得動力消費需求剛性添加,推動碳排放量過快增加。
但很顯然,內蒙古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怎么破解“三高”難題,一起又不影響當地經濟開展?內蒙古想出了“零碳產業園”這個好方法,聯手前景科技集團,在鄂爾多斯打造了全球第一個零碳產業園,這既能夠減少對煤炭的依賴,又能夠充分利用當地風光等清潔動力,還能夠開展當地經濟,可謂“一石三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