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來上海參加世博會,在下榻的酒店里,一位來自好客山東的中年男子正在笑瞇瞇地等著他。
此人就是黃鳴,山東皇明熱水器公司的創始人。這次見卡特,黃鳴并非只是來湊個喜提美國總統的合影,而是有一個更大的計劃:他通過一位美國華人教授,搞到了一些報廢的電池板,黃鳴想讓卡特以前總統的名義,把這些太陽能板捐給一所位于德州(山東)的太陽能博物館。
這些報廢的太陽能板可是大有來頭,跟卡特的淵源很深。在1979年,卡特在白宮舉辦了一場“屋頂上的發布會”,慶祝白宮裝上了一個由32塊太陽能板組成的熱水系統。因為當年產業不成熟,這個小系統只能給樓下的餐廳和洗衣房燒熱水,但整套系統造價高達28萬美元。
當時美國剛從第一次石油危機中緩過來,被中東“卡脖子”的日子歷歷在目。卡特上臺后決心要在能源上“自主可控”,考慮到太陽能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作為扶持對象剛好合適。于是卡特表示,太陽能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最激動人心的冒險的一部分[4]。”
在屋頂上,卡特對著鏡頭說了一句廢話:沒有人可以擋住光。
白宮屋頂發布會,1979年
當年的卡特還是圖森破。在一年后的總統競選中,因為伊朗人質危機和經濟滯脹,卡特被里根所擊敗,而里根認為“最好的能源政策就是沒有政策”,一手取消價格管制,一手放開國內供給,油價逐漸回落。像光伏這種投資大、補貼多、見效慢的行業被打入了冷宮。
然后到了1986年,白宮屋頂上那些當年占據美國媒體頭條的太陽能板,就被里根的手下偷偷拆掉了,然后便流落到了各地。其中有16塊太陽能板被安裝在緬因州一所社區大學的自助餐廳的屋頂上,還有一些則因緣際會,飄洋過海來到了山東德州企業家黃鳴同志的手里。
卡特和黃鳴“交接”現場,2010年
卡特向黃鳴“交接”太陽能板的一幕,頗有象征意義。因為在他們交接的同時,全球光伏行業的中心已經逐步轉移到了中國,產業開始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躍進,并且涌現了一批世界級企業。唯一略顯尷尬的是:黃鳴和他的公司,其實并沒有真正站到過光伏舞臺的中央。
皇明的主要產品是太陽能熱水器,這應該是老百姓最熟悉的太陽能產品了,在廣大的農村,家家戶戶都曾以屋頂上裝一個太陽能熱水器為驕傲,但它主要功能是“集熱”,而非“發電”。而且隨著城鎮化的深入(樓房上不易安裝太陽能熱水器),這個行業也在不斷萎縮。
而在太陽能熱水器之外,故事才真正精彩——中國光伏產業20年里誕生了無數“首富級”人物,比如施正榮、彭小峰、李河君、朱共山等,如今的他們有的元氣大傷,有的淪為旁觀,有的深陷債務風波,有的成為通緝要犯,以至于有人調侃:“光伏出首富,首富多末路”。
龍頭企業陷入不斷隕落的詛咒,但中國的光伏行業卻又能頑強的崛起,這是為什么?
2000年春天,師從全球太陽能之父馬丁格林教授的施正榮,放棄了在澳大利亞如日中天的事業,以及香車別墅的生活。他不顧老丈人的反對,回到闊別十多年的祖國,加入了創業大軍,和他一起回國的除了一雙妻兒,還有體積達到3立方米的技術資料[3]。
為了找啟動資金,37歲的他帶著一個公文包和一臺筆記本電腦,頂著烈日走訪上海、大連、杭州、無錫以及老家揚中,拜訪政府和VC,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會對著50多頁的PPT滔滔不絕講上幾個小時,PPT主題很微商:“給我800萬美元,還你一個世界第一的企業[17]。”
但不巧的是,當時互聯網泡沫剛剛開始,納斯達克指數非理性下跌,中國三大門戶的股票如同廢紙一般,股價低到不足1美元,國際資本紛紛出逃,一些效仿”硅谷模式”成立風投基金的地方政府也出現了嚴重的PTSD,不敢隨便拿納稅人的錢開玩笑。
另一方面,在世紀初,房地產、汽車和家電才是政府眼中的陽春白雪,納的稅多,還帶動就業,像光伏這樣陌生、冷門、前景模糊的行業顯然不受待見,施正榮為此吃了不少閉門羹,直到在無錫遇見了伯樂。
2000年,無錫的GDP可以排到全國12名,在解放思想上步子邁的也比較快。為了做背調,無錫市政府專門成立了一個4人小組,遠赴澳大利亞,一方面是想摸清楚施正榮的背景和成分,另一方面,是想知道光伏到底有沒有前景。
在得到正面結論后,無錫尚德在2001年正式成立,施正榮以技術專利和40萬美元的現金共持股25%,成為中國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第二年,公司第一條10兆瓦的太陽能電池生產線投產,產能相當于此前4年中國太陽能電池產量的總和。
如果從量上看,施正榮幾乎是憑一己之力將中國光伏產業和國外的差距縮短了15年。有了這種很適合上地方日報頭版的突出戰績,無錫政府自然喜不自勝,當地領導曾放出一句狠話:“誰要是把施博士放走了,市委和市政府將追究其責任。”
光伏產業鏈簡圖
2004年,尚德正愁產品沒有銷路時,歐洲送來神助攻:德國更新了《可再生能源法》,強制光伏發電并網,并且給予為期20年,每度電0.45-0.62歐元左右的補貼,力度空前,需求井噴。尚德因為提前布局了產能,踩對了點,換來了大把的歐元和美金。
不到五年時間,施正榮已經走到了成為人生贏家的倒數第二步:2005年下半年,施正榮已經敲定要去納斯達克上市,但沒想到上市計劃被紐交所CEO發現了,立刻派出派董事總經理和特別代表張磊——也就是日后高瓴資本的創始人——專程飛去無錫截胡[3]。
2005月12月14日,紐交所大門前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無錫尚德掛牌上市,成為第一家在美國主板上市的中國民營企業,融資近4億美元,遠超新浪和盛大。上市晚宴上,施正榮興奮的說:“一夜之間公司就出了二十多位新百萬富翁",他老婆張唯半開玩笑地對他說:
“從此以后,我再也不會掙一分錢,我就管花錢。”
尚德在紐交所上市,2005年
2006年,施正榮成為新首富,同年一月,作為沖出亞洲的民族企業,無錫尚德的上市經驗匯報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然后在短短兩個月時間里兩登《新聞聯播》,施正榮也被央視評為“年度經濟人物”。英國《衛報》的角度更加清奇,將施正榮評為“能夠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
對于無錫尚德的風光,最受震撼的當屬地方政府——大家意識到光不僅能發電,還能發財。于是在“尚德效應”和“無錫模式”的影響下,地方政府開啟了一場瘋狂的“追光”運動。
一時間,有一百多座城市提出要建設“千億光伏產業園”,不少地方打出“光伏之都”或者是“新能源之都”的稱號,在服裝加工企業密布的浙江嘉興,早年前流傳著一種說法“織布十年不如干光伏兩年[18]”,在小商品之都義烏,連生產襪子和內衣的浪莎都忍不住想進來插一腳。
2012年,《中國企業家》雜志為光伏的這十年“非理性繁榮期”做出了一段高度概括的總結:
“過去十年,如果有一個行業籠罩的光環能與互聯網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個行業的造富能力能與互聯網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個行業吸引資本的能力能與互聯網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個產業激發地方政府的追逐熱情超過房地產,一定還是光伏。”
和當初的互聯網泡沫一樣,殘暴的歡愉終將會以殘暴收場,同樣的劇情也將再次上演。
無錫尚德從零到世界第四大光伏企業用了6年,賽維LDK花了不到3年。
2005年,30歲的彭小峰坐擁亞洲最大的勞保用品企業“柳新集團”,身家過億,但他不甘心一輩子生產制服、手套、背心和鞋這樣的低端廉價品。當年5月,他和江西新余一位官員聊到光伏,對方聽說他想在蘇州建廠之后,立刻上報給了市長汪德和。
當過卷煙廠一把手的汪德和嗅到了商機,立刻約他見面。彭小峰說他想做一家世界級企業,需要啟動資金5個億,而他最多只拿出3億,剩下的需要政府解決,當時新余一年的財政收入才18億,全市銀行的貸款權限加起來都沒有2個億,為了拿下這個項目,汪德和利用各種關系,才給彭小峰湊齊了這筆巨款。
彭小峰也沒有辜負栽培,短短兩年時間,賽維就成了亞洲最大的硅片廠商,緊跟著尚德在美國上市,融資4.69億美元,創歷史之最,成為江西省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公司,一個月之后,賽維就將2億元連本帶息如數還給了新余市政府,新余也成了江西GDP增長最快的城市。
彭小峰與二馬合影留念
上市之后,不差錢的賽維迎來了一段狂奔期。到2008年一季度結束,賽維簽訂下6筆大單,訂單直接排到了2018年,訂單總量超過13GW,相當于當年全球光伏裝機量的兩倍,又過了一個季度,賽維硅片產能和銷量正式超越挪威REC,成為世界第一。
速度之快,令人咂舌,而這離不開外部寬松的融資環境和彭小峰的資本策略:用錢換時間,打閃電戰。
賽維LDK的一位前員工曾說:“我們買斷了供應商70%的產能,這就意味著,別的企業想進入這個行業,最多只能拿到另外30%的產能。也就是說,這一年,它永遠也趕不上賽維[6]。”一位新余官員則抱怨過:“我們給他搞定100億、200億的貸款,他連一頓飯都沒請我們吃過。”
如果把光伏產業比作是一個漢堡,那么兩端的面包分別是硅料和電站,中間的肉主要是硅片、電池片和組件,一環接一環。
彭小峰對于“第一”有著近乎宗教般的向往,僅僅是硅片老大并不能滿足他的野心,他的目標是締造一個打通所有鏈條的帝國,這其中難度最大、利潤最豐厚的當屬硅料,也是整個產業的命脈所在。
2008年之前,全球絕大部分硅料產能都在海外,隨著行業熱度陡增,價格已經從2003年的每公斤30美元暴漲至2008年的400多美元,巨大的套利空間也產生了一些瘋狂的舉動:比如位于四川的峨嵋半導體工廠的垃圾堆被“淘硅者”翻了個底朝天。
當時還沒有“卡脖子”這個說法,外界對中國光伏行業評價是“兩頭在外”(原材料和市場)。有一個非常生動的說法是,中國光伏是一個靠天吃飯的行業,但靠的是外國的天,只要外國打個噴嚏,中國企業都要重感冒。
為了擺脫“等米下鍋”的窘境,國內光伏企業一邊和海外廠商簽訂鎖量鎖價的“不平等條約”,一邊上馬硅料業務,但其中賭性最強、步子邁最大的非彭小峰莫屬。
2008年年初,賽維投資120多億在新余馬洪鎮建設1.5萬噸的硅料產線。當時,全球硅料價格被炒到500美元/kg的歷史最高點,而馬洪工廠的設計成本為僅30美元/公斤左右,如果能順利投產,意味著賽維將擁有一臺印鈔永動機,彭小峰也將成為整個產業的大功臣。
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爆發,光伏需求急劇萎縮,產品價格暴跌,僅僅一年時間,硅料價格從400多美元跌到了每公斤50美元。原本投產一年就能回本的馬洪工廠,資金鏈瞬間緊張起來。但藝高人膽大的彭小峰沒有懸崖勒馬,而是選擇加杠桿,擴產能。
硅料價格走勢
2010年8月,賽維在合肥開建1.6GW的電池片工廠,是當年全球一次性開工最大的光伏項目。2011年,賽維宣布投資100億,在內蒙古建設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硅料生產基地,年產規模達6萬噸,是新余的4倍。
但殊不知,賽維當時資金鏈已經極度緊張,2011年四季度虧損5.89億美元,資產負債率高達87.7%,欠債60億美元,單單是每年要還的利息就是2-3億美元,但即便如此,已經窮途末路的彭小峰依卻不肯低頭。
2012年,彭小峰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把以華爾街為代表的境外勢力狠狠批判了一番:“他們(分析師)從來沒有看對過一家偉大的公司。現在行業看賽維,就像10年前看喬布斯[13]。”
同一年,歐美國家對中國光伏產品發起“雙反”(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全球裝機量驟降,整個產業一片哀嚎,這也成為了壓垮賽維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后,馬洪工廠停產兩年,每天都有人上總部討債,合肥工廠被賣給了做飼料起家的通威,心高氣傲的彭小峰被迫辭職。2016年,賽維被法院裁定破產重整,新余GDP增速也回落到不足5%,一段速生速死的故事就此終結。
對于賽維的失敗,外界說法不一,有人認為外因是關鍵,但更多人認為是因為彭小峰賭性太強,盲目自信,認定行業成功秘訣是規模,只要戰線拉的夠長,產能夠大,對手就永遠追不上,公司永遠就不會倒。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以硅料為例,因為技術會不斷的進步,最新的工廠才是成本最低的,而不是規模最大的。
昱輝陽光創始人李仙壽曾在2012年寫過一篇文章,名為《真實的謊言》,揭露了這個行業癲狂的一面。
“光伏行業說穿了是以‘武林爭霸,一統天下’為指引,‘砸鍋擴產’為手段,皇權思維和大躍進作風…產能是何其容易,只要有錢;出貨量是何其容易,只要價格足夠低;可我得到了什么?除了排名!我們早已陷入擴產一降價一營收下降一繼續擴產的惡性循環,險惡的人性是這個行業的天敵。”
2012年10月10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光伏產品征收34%到47%的關稅,與此同時,歐盟正式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當時,歐洲是中國光伏產業最大的出口市場,占70%左右,美國占10%,一時間,所有人都如臨大敵。
當年11月,央視《對話》欄目為此專門做了一期節目,名為“光伏血戰的秘密”,請了通威、協鑫以及漢能集團三家公司的一把手討論,整個過程,只有漢能創始人李河君最放松,聊至投機,還情不自禁翹起了二郎腿。原因不難理解:當時“雙反”針對的是晶硅產品,而漢能做的是薄膜,毫發無損。
對于“雙反”,大部分的人的理解是:中國人憑借自己的勤勞與智慧,短短十年就站到了這個產業的金字塔尖,搶走了歐美國家的蛋糕,所以歐美國家要打壓中國人的勢頭。但李河君卻認為,這里面隱藏了一個巨大的陰謀。
在李河君眼里,歐洲國家之所以一邊削減補貼,一邊對中國產品征收高額關稅,壓根不是為了扶持本土的晶硅企業,而是為了搶占新一代技術的制高點,也就是薄膜。
光伏發電有兩種技術路線:晶硅和非晶硅,后者主要指薄膜。和晶硅相比,薄膜的優勢在于體積輕薄,硅耗低,生產流程少,溫度系數低,弱光效果好,除此之外,因為柔性化的特點,應用場景更廣闊,尤其是建筑、3C電子、汽車等。但缺點在于轉化效率不高,性價比優勢不足,所以相對冷門。
2009年,漢能通過薄膜正式切入光伏產業,在當年的公司年會上,李河君發表了一個名為《我有一個判斷》的演講,他預測未來晶硅的道路上將會“一片死尸[9]”。某種程度上,李河君的預言是對的。
“雙反”讓國內一大批光伏破產倒閉,包括一些小手工作坊,也包括尚德和賽維這樣的巨頭,也讓浪莎的這樣價值投機者也放棄了插一腳的想法。但這并不意味著晶硅從此一蹶不振,薄膜就能輕松逆襲。
事實恰恰相反,由于全球多晶硅價格暴跌,2012年硅料只要每公斤22美元,加上新產能陸續釋放,晶硅電池成本一年之內下降了40%,薄膜曾經略勝一籌的成本優勢喪失殆盡,變得越來越小眾。
目前,整個行業還是晶硅的天下,薄膜占比又退回到了和十五年前一樣的5%,而且放眼全球只有美國First Solar和漢能兩個主要玩家,這和李河君當初的預測截然相反。
對技術一竅不通的李河君,覺得薄膜的成本和轉化率問題統統可以靠技術解決,所以才放棄擁擠的晶硅賽道。事實上,當初李河君在選擇技術路線時,內部有人提出過一個想法:在漢能旗下的水電站旁邊建晶硅廠,利用電價優勢,碾壓競爭對手,賺快錢,但被李河君否決。
要知道,在轉戰光伏之前,李河君主要做的就是水電生意,最得意的作品就是比葛洲壩水電站還要大10%的金安橋水電站,這座世界上最大的民營水電站被視為漢能的印鈔機,每年穩定貢獻數十億的現金流,這也是漢能斥資百億,豪賭薄膜底氣所在。
不到兩年時間里,漢能在全國跑馬圈地,成立了九大制造基地。2011年,通過資本運作控制了在香港上市的設備廠商鉑陽太陽能(后改名為“漢能薄膜”),打開了融資渠道,然后在不到1年時間里收購了三家海外薄膜太陽能公司。
李河君認為,這些收購都是成功的抄底:“全球700多家光伏公司、最領先的薄膜技術都在我們的數據庫里,我們選中了其中5家并購對象,只要掌握它們,全球的薄膜技術制高點就被我掌控了。”
在利好消息的提振下,漢能股價從2012年底的0.33港元,一路飆升至2015年3月最高的9.05港元,漲幅高達26倍,李河君身價也一舉超過馬云,繼施正榮之后,成為中國新首富。
相比歷任首富,李河君的腦路相對清奇很多。他認為光伏產業的未來不是位于西北沙漠里的集中式電站,而是一個個的屋頂以及無數的生活場景,他的終極目標是讓14億中國人用上漢能的“薄膜全家桶”——用漢墻和漢瓦來蓋房子,開著漢能的太陽能汽車上班,背著漢包去出差,夏天還可以躲在漢傘下乘涼。
讓馬斯克汗顏的漢能的太陽能汽車
做光伏的人大多有撂狠話的習慣,李河君曾對一個著名企業家講過一個觀點:“你什么時候放棄地面電站,什么時候才算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光伏[14]。”
2015年3月9日,李河君作為政協代表在兩會上發言,成為人生中最高光的時刻之一,不過這次發言被另一位政協委員劍雄被炮轟,認為這是在為他的上市公司做廣告。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直播帶貨,而且是在人民大會堂。
不久之后,上市公司隱秘的角落也被撕開了一道口子。2015年5月20日,因為被質疑存在大量關聯交易,涉嫌操作股價被香港證監會調查,漢能薄膜發電股價一天暴跌近50%,20分鐘之內市值蒸發1400多億港幣。
此后,漢能進入長達4年的停牌期,李河君也沒能擺脫光伏首富的宿命:2019年6月,漢能薄膜正式從香港退市。在這之后,漢能的業務并無多大起色,資金鏈持續惡化,頻頻陷入欠薪欠債風波,”現金奶牛“安橋水電站也被拍賣,漢能回A也遙遙無期。
在這場技術路線的大賭局中,晶硅大獲全勝,李河君曾經的“121計劃”(到2020年,漢能收入一萬億,市值兩萬億,盈利一千億)早已淪為泡影,只留下了一個落寞的背影和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要么我們死掉,要么偉大。”
雖然有人把光伏和互聯網相媲美,但無論說得多么天花亂墜,光伏的本質就是制造業。在世界工廠干制造,就難逃成本的宿命。
施正榮對此曾有過一個經典論述:“任何一種產品只要有中國人去賣,就會賣到虧損為止;任何一種原材料只要有中國人去買,就能買到幾百倍的高價。”
光伏產業的殘酷之處在于,打贏了內戰還不行,因為它的對手是火電廠,終極目標是實現“平價上網”(和燃煤上網標桿電價相比),在沒有到達這個歷史性拐點之前,企業必須拼命投資,買設備,擴產能,攻克技術難題,不斷革自己的命。
從2002年無錫尚德第一條電池線投產,到歐美發起雙反的2012年,中國光伏度電成本從當初的5元/千瓦時,下降到0.8元/千瓦時(當時全國燃煤上網標桿電價從每度0.23到0.5元不等)。
中國光伏度電成本走勢
如果換作其他行業,十年時間成本下降85%,產業格局也就基本穩定了,寡頭效應也就形成了,利潤也就開始產生了。但光伏不是這樣,在沒有實現平價上網之前,整個產業就談不上格局已定,龍頭的強大有時候也只是曇花一現、過眼云煙。
賽維和尚德倒下之后,整個產業迎來了一次大洗牌,主戰場也從海外轉移到了國內,曾經的“民營電王”朱共山從彭小峰的手中接過了“世界硅王”的大旗。2015年左右,他執掌的協鑫系“能源帝國”躍升為全球最大的硅料和硅片廠商,占全球約四分之一的市場份額。
然而這個地位卻被“一根線”顛覆了。
2015年,國家推出“領跑者計劃”,對光伏組件轉化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時,單晶產品80%可以滿足上述要求,而多晶產品只有20%可以滿足,存在明顯的政策傾斜,這被認為是國家在有意引導整個產業從門檻較低的多晶,轉向效率更高的單晶路線,從而加速產業的自我造血。
在中國,有的錢可以從市場里賺,有的錢可以從改革里賺。隨著頂層供給側改革的落地,一直堅守單晶賽道、一度當過無錫尚德供應商的隆基股份浮出了水面。也正是在2015年左右,隆基在硅片切割技術上取得巨大突破。
在光伏行業內,上游硅片厚度與切割時的損失量是影響晶體硅電池成本、甚至并網發電成本的第一個決定性因素[12]。
隆基采用的金剛線技術,使得硅片切割效率顯著提升,降低了硅片生產過程中的非硅成本。隆基創始人李振國曾這樣解釋,“采用砂漿切割,切割一噸硅棒,大概要消耗300公斤的鋼線、300公斤碳化硅、300公斤聚乙二醇,如果改成金剛線切割,只需要40公斤金剛線。”
技術的領先,加上政策的支持以及供應鏈的成熟,單晶的性價比優勢不斷提升,市場需求呈幾何式增長,短短五年時間,單晶市場份額從不到兩成增長至如今的九成。
憑借這一波技術浪潮,隆基開啟了瘋狂擴張,股價在5年多時間里翻了25倍,把在美國上市的同行們遠遠甩在了身后,去年成為全球硅片和組件環節雙料“世界冠軍”,凈利潤高達85億元,也一度被股民們封為“光伏茅”。
話雖如此,光伏和茅臺,本質上卻是兩個物種。赤水河永遠流淌,但在光伏行業,唯一不變的事情是技術會不斷進步,永遠在變的就是產業格局。
金剛線的普及一方面加速了平價上網時代的來臨,與此同時也讓整個產業陷入了一次動蕩的產能替代周期:曾經的“硅王”保利協鑫被揍了個鼻青臉腫,舊的產線不斷貶值,淪落只能論“斤”賣。在經歷2018年的“5.31”補貼退坡后,協鑫更是元氣大傷,股價持續走低,不得不出售電站續命。
隆基本身的地位也絕非穩固:最引人關注的無非是硅片環節上的尺寸之爭,以中環和天合光能為首的公司組成210陣營,挑戰隆基、晶科和晶澳組成的182陣營,如果挑戰成功,隆基的“茅臺”成色就要大打折扣。
而在硅料環節,保利協鑫希望通過“顆粒硅”來扭轉乾坤。在電池片領域,通威、愛旭、漢能甚至包括做風電的明陽智能也都在大力推進轉化率更高的HJT(異質結電池)的量產。每一個細小的技術進步,都是行業格局的變量。
簡而言之:光伏產業的核心是技術迭代帶來的成本優勢。新技術的出現,意味著新產能將會打敗老產能,投資成本甚至會低于老產能的殘值。與此同時,先行者因為龐大的資本開支,以及過高的負債率無法跟上新一輪的技術升級,“先發優勢”便可能淪為“先發劣勢”。
這個行業里的所有玩家,從政府到企業,從上游到下游,付出的所有“代價”最后換來的,就是光伏發電的成本持續降低。每一次新技術的成熟落地,都會帶來一次行業洗牌,也會見證新王的加冕和舊王的退去。
當然唯一不改的,是全世界離真正的清潔能源又前進了一小步。雖然那些意氣風發的首富們,大部分都成了“代價”。
工業革命時代,煤炭被稱為工業糧食,石油被稱為工業血液,手里沒糧,心里發慌,身上沒血,一命嗚呼。然而,傳統化石能源存在分布以及供需不平衡的問題,由此引發了很多地緣政治問題,甚至成為戰爭的導火索,普法戰爭、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數不勝數。
為了避免這樣的激烈沖突并且實現能源獨立,21世紀以來,許多國家開始將光伏等新能源作為戰略產業,美國、德國、西班牙、日本、中國莫不如是,沒有國家希望把自己的命運交到別人手里,成為任人宰割的羔羊。
剝離過去二十年光伏產業的種種光怪陸離,會發現最大的贏家,其實是中國的光伏產業本身。
2019年后,中國光伏正式進入了“平價上網時代”,在光照條件好的地方,上網價格已經低于火電,整個產業競爭力不斷提升,去年中國光伏新增裝機量48.2GW,占全球三成。與此同時,中國光伏組件的出口目的地十分分散,“卡脖子”的顧慮已然煙消云散。
光伏產業的全球爭霸賽中,無論是硅料、硅片、電池片還是組件,無論是市場份額還是技術實力,中國都是絕對世界第一,無論今后的技術路線再怎么變化,可以確定的是,最后的贏家一定是中國公司。
在2016年那期《對話》節目,施正榮作為一名“敗軍之將”被請到了現場,在那之前,他一個人在澳洲閉關數月,自己開車、買菜、做飯、瘦了15斤,他說:“一家企業的成敗不重要,重要的是成就了一個行業。”
回顧中國光伏行業過去的二十年,這也許是一段最恰當的陳詞總結。
[1] 能源重塑世界(下),丹尼爾耶金
[2] 英杰逐日:施正榮向左,彭小峰向右,李牧童
[3] 逐日英雄施正榮,辛華
[4] Where did the carter White House’s solar panel go?,Scientific American
[5] 美國前總統的三個沒想到,黃鳴
[6] 賽維迷途,21世紀商業評論
[7] 去產能的光伏樣本,央視《對話》
[8] 薄膜電池—歷經周期洗禮,又到拐點時刻,東方證券
[9] 飛向太陽,李河君的光伏豪賭,《福布斯》雜志
[10] “拋棄與被拋棄”——光伏首富施正榮的光影人生,南方周末
[11] 加速折舊是治療光伏行業集體狂熱癥的一劑良藥,張治雨
[12] 隆基崛起背后:一條金剛線的“生死戰”,中國企業家,中國企業家雜志
[13] 彭小峰自辯:現在看賽維,就像十年前看喬布斯,南方周末
[14] 李河君:沒讀懂漢能的人呢,都賠得很慘,南方周末
[15] 生死金剛線,黑鷹光伏
[16] 賽維與被綁架的政府,中國經濟周刊
[17] 光伏出首富、首富多末路,熔財經
[18] 織布10年不如做太陽能2年嘉興企業紛紛追太陽,浙江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