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整體功能定位 河北重在調整產業結構

區域整體定位體現了三省市“一盤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補、錯位發展、相輔相成。從經濟增長分析,這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如何形成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新引擎,使京津冀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的新增長極。

北京要成為具有全球有影響力的城市,能夠在國際競爭中扮演科技創新引領作用。北京若能成功迎接這一挑戰,需要有一系列扎實有效的工作作為基礎。特別是在創新引領方面,如何集聚首都科技人才資源優勢,形成能夠釋放人們創新潛能的體制和制度優勢至為關鍵。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39個年頭。39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三大經濟圈--“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功不可沒。但與以廣州為龍頭的“珠三角”和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相比,京津冀的地位似乎有些尷尬。雖然改革開放至今,這一區域也保持了較高速度的增長,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在全國的影響力,似乎有不小差距。20世紀八十年代,“珠三角”是中國經濟的引擎和火車頭。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之后,“長三角”迅速崛起,自此取代了“珠三角”成為中國經濟的引擎和火車頭,并一直延續到今天。“珠三角”的作用雖然自九十年代初期被“長三角”取代,但仍然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京津冀整體功能定位

導致京津冀地位尷尬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戰略定位缺乏統籌,這也導致了一系列問題的出現。這些問題主要有,功能布局不夠合理,三地發展定位銜接不夠,京津部分功能交叉,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質競爭;城鎮體系結構失衡,京津過于肥胖,周邊中小城市過于弱小;產業布局缺乏統籌,沒有形成相互銜接的產業鏈;京津冀產業同質化競爭嚴重,尤其是工業與制造業企業,在京郊、天津和河北都廣泛分布,缺乏有效協調。

為推進京津冀三地的協同發展,2014年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座談會,把京津冀協同發展納入國家發展戰略。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對京津冀三地整體功能做了定位。這就是,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區域整體協作發展改革引領區、全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新引擎、生態修復環境改善示范區。

區域整體定位體現了三省市“一盤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補、錯位發展、相輔相成。從經濟增長分析,這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如何形成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新引擎,使京津冀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的新增長極。

設立雄安新區

有利于整體功能發揮

雄安新區的設立,有利于世界級城市群的形成,有利于形成一個創新高地,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修復,其發展定位與上述功能高度契合,有利于京津冀地區整體功能定位作用的發揮。

(一)有利于培育新的區域增長極

從近三年的經濟增長看,京津冀在全國的經濟版圖位次不僅沒有提升,反而在下降。2014年,京津冀三地的GDP總量達到了6.6萬億元,占全國的10.4%。2015年,京津冀三地的生產總值合計為6.9萬億,比重下降到全國的10.2%,下降了兩個千分點。2016年,三地加在一起占全國經濟總量的10.02%,較之2015年又下降了近兩個千分點。

京津冀地區在全國經濟版圖上呈現下降的趨勢。與河北經濟持續下滑密切相關。河北由于去產能、調結構任務重,在全國的位次持續下滑,連續兩年先后被四川、湖北超過。2016年,河北的經濟增長速度為6.8%,雖然高于全國6.7%的經濟增速,但在全國31省市區中列倒數第五位,2015年也是倒數第五位。由于經濟增長的持續下滑,河北在全國的位次也持續下滑,目前已經下降到第八位。而雄安新區的設立,通過打造新的經濟增長極,有利于提升京津冀在中國經濟版圖地位。

(二)有利于推進創新發展和引領型發展

引領型發展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來的重要發展戰略。在當前的國際舞臺上,科技引領占有重要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對北京提出新的城市定位,明確北京要成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就是要讓北京成為全球舞臺上中國科技引領的重要節點,這實際上是對北京的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作為中國的科技創新中心,北京現有的表現與這一定位還是有一定差距的。雄安新區的建設可以借助北京巨大的科技創新潛力,發揮市場優勢和創新體制優勢,形成具有創新優勢的新型特區,成為一個新的創新節點,推動創新發展和引領型發展。

雄安新區建設,擬打造成為中國的創新高地,中國的“硅谷”。這是一個大戰略,會把中國的改革開放推向新的階段。如果說,深圳特區的國家使命是讓世界進入中國、讓中國融入世界,充當了窗口和橋梁的作用。那么浦東新區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發展金融和國際化,而雄安新區承載的使命就是創新,并使之成為創新型現代化國家的心臟區域。北京作為中國的科技創新中心,研發水平一流。2015年,北京科技進步貢獻率已超過60%,科技研發投入占地區生產總值比例為6.01%,居全國第一。但北京的問題是,北京雖然有中國最好的大學、科研院所、科研人才,但是太擁擠,缺少轉化空間。有了雄安新區,就把北京的整體功能激活了,盤活了,也把整個京津冀一盤棋激活了,這個起步區的100平方公里可以把北京科技、文化、人才和國際化的優勢聚集起來,在京津冀形成創新中心、高端制造中心、現代服務中心,把雄安新區打造成為中國的“硅谷”。

(三)有利于加快構建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

全球目前有6個世界級城市群,包括美國紐約、芝加哥、法國巴黎、英國倫敦、日本東京和中國上海為中心的世界六大城市群。設立雄安新區,有利于推進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建設。從地緣上看,雄安新區將與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一體兩翼”的北京空間優化新格局,以利于世界級城市群的形成。

隨著雄安新區建設的推進,將形成京津冀的三足鼎立,并有助于京津冀世界城市群的形成。

三地的各自功能定位

《規劃綱要》同時對三地功能做了定位。這是與整體功能定位高度互應的。《規劃綱要》對北京的定位是“四個中心”。其中科技創新中心是北京城市的新定位。黨的18屆5中全會提出的“引領型”發展,使人們對北京城市功能定位有了新期待,這對北京也是巨大壓力和挑戰。即北京要成為具有全球有影響力的城市,能夠在國際競爭中扮演科技創新引領作用。北京若能成功迎接這一挑戰,需要有一系列扎實有效的工作作為基礎。特別是在創新引領方面,如何集聚首都科技人才資源優勢,形成能夠釋放人們創新潛能的體制和制度優勢至為關鍵。

《規劃綱要》對天津的定位是,天津是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國際航運核心區、金融創新示范區、改革開放先行區。

這其中,與北京科技創新中心相互應的是先進制造研發基地。中國制造曾經在全球鋪天蓋地,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低迷和外貿持續下滑,中國制造也面臨一系列挑戰。如何再續輝煌,需要對中國制造進行升級,提高其科技含量和原創水平。而這需要北京作為中國科技創新中心提供研發支持,共同打造天津作為先進制造研發基地,這對天津也是壓力和挑戰。這需要天津能夠主動迎接挑戰,把壓力變成動力,在天津原有的制造業基礎上打造中國智造,為《中國制造2025》率先示范,并利用國際航運核心區的優勢,走向國際市場,著力提升中國核心競爭力和品牌塑造能力,進而再創中國制造輝煌。

《規劃綱要》對河北的定位是,全國現代商貿物流重要基地,全國產業轉型升級試驗區,全國新型城鎮化和城鄉統籌示范區,京津冀生態環境支撐區。這其中,全國轉型升級試驗區,是與全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新引擎相互應的。

河北重在調整產業結構

2016年,京津冀三次產業結構分別為,河北,11.0:47.3:41.7;天津,1.2:44.8:54;北京,0.5:19.2:80.3;全國,8.6:39.8:51.6。

如果以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50%作為判定是否進入工業化中期的標志,那河北則仍處于向工業化中期邁進階段。天津和全國數字接近,都已經進入了工業化中期。但天津第一產業增加值比重遠低于全國,由于天津制造業發展有雄厚基礎,因而天津實際上已經進入了工業化后期。而北京第三產業比重80.3%比全國的51.6%高出28.7%,說明北京的產業結構的優化程度遠遠走在全國前列,已經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即信息化社會。

京津冀三地,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三地產業結構存在明顯的梯度差異。特別是河北,由于產業結構粗放,面臨兩期疊加,即產業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和環境治理攻堅期,其增長速度放緩,進而導致京津冀在全國經濟版圖中的位置下降。

河北作為京津冀主要區域,能否順利實現轉型發展,重點是如何調整河北產業結構。以下三個方面,應當是河北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

(一)改造提升傳統產業

河北傳統產業比重高。調整并不是意味著徹底消除這些產業,而是在降低傳統產業增長速度的同時,加大對傳統產業的提升改造。2016年河北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比上年雖增長1.4%,但增長幅度比上年回落1.8個百分點。在降低增速的同時,應當著力提升傳統行業的質量。例如,河北作為鋼鐵產業大省,應當將鋼鐵產品精深加工作為產品轉型的主攻方向,提升鋼鐵產品結構層次和高技術含量,提供高技術層次的鋼鐵產品的供給。同時加大對石化、建材等傳統產業技術創新和改造。

(二)大力發展新興產業

調整產業結構,需要大力發展新興產業,特別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新能源和新材料、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通過培育一批新興產業集群,打造行業發展局部強勢。

(三)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

近年來,河北服務業增長速度在提升。2016年,三次產業增長速度分別為3.5%、4.9%和9.9%。由于第三產業增長速度快,第三產業占比也在迅速提升。2016年河北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1.7%,比上年提高1.5個百分點。

在大力發展服務業的同時,應當在優化服務業內部結構上做文章,拓展新型服務領域。例如,現代物流業近年來發展速度很快,應當推進物流信息化和標準化建設,構建京津冀一體、沿海腹地互動、國內外聯通的現代物流體系。同時積極承接京津、東南沿海和海外服務外包產業轉移,加快形成高端服務業發展優勢。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