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世界打火機行業,不能不看占據全球八成左右市場的溫州。而溫州打火機行業,少不了提到溫州煙具行業協會會長、浙江大虎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周大虎。
在采訪周大虎之前,有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記者:如果單從業績來講,浙江大虎打火機有限公司并不是很突出:溫州現有600 ~700家打火機廠,年出口5億只打火機,銷售額為30億~40億元。而周大虎的公司年產打火機約1500萬只,價值在2億元左右。所以,盡管周大虎的公司在溫州打火機廠家算是數一數二的,但并沒有鶴立雞群。
專訪周大虎3個小時以及根據記者的觀察,周大虎之所以會受到關注,緣由不是擁有超過3億多元的身價,而是以下兩點:一是在溫州打火機假冒偽劣產品橫行的時候,周大虎并沒有隨波逐流;二是溫州產品近些年在國際市場上飽受阻難,打火機是其中一個典型,周大虎也因此被推到前臺,成為這一產品的代言人。除此以外,更讓記者深有感觸的是:周大虎能在打火機行業“打”出這片江山也是他的性格所致。
說起周大虎的性格,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好勝”。有兩個細節頗能說明周大虎的個性:他好球,曾組建了溫州第一支業余足球隊,并兩次在全省比賽中奪冠。1995年7月底8月初,周大虎帶領溫州足球代表隊到寧波參加全省的聯賽。溫州之前已經有8年未參加聯賽。周大虎提出:“除守門員外,每個球員必須鏟5個球,否則開除出球隊。”同時,周大虎還招來了兩副擔架。
第二天,溫州隊平均不到兩分鐘就有一個鏟球的打法把對手給打懵了。溫州隊大勝,而球員個個血跡斑斑。半個月下來,溫州隊奪冠。在球場上,“惟一是爭,惟冠是奪”的個性用到了自己的事業上,周大虎給自己定下的目標也是“決不服輸。”
日本廣田公司原先是日本最大的打火機廠家,在被溫州同行打得喘不過氣來時,決定關閉日本的生產線,到溫州進行貼牌生產。在廣田公司尋找生產廠家過程中,周大虎是最積極的一個。
“事實上,做貼牌生產比自己生產還更麻煩。廣田公司的要求極高,如果沒有毅力和耐力,是很難堅持下來。”兩年后,周大虎終于達到了廣田公司的技術要求。
現在,日本、韓國、美國及西歐等10多個國家在溫州定牌生產打火機。而且這些國外廠商要大虎等廠作為他們100%的定牌生產廠家。但是周大虎拒絕了。他始終堅持一條,不管在怎樣的情況下,大虎廠必須保證70%的產品打自己的“虎”牌商標,即定牌與自牌的比例為3:7。“打火機市場一有風吹草動,別人想什么時候停牌就什么停牌,我們只能被別人任意宰割。前些年我國的服裝業在這方面吃了不少虧。現在,是我想什么時候停牌就什么時候停牌,這要看我怎么想。”
談起自己為什么會有這么強的好勝心,周大虎覺得這些和自己“獨特”而又“艱辛”的經歷不無關系。
周大虎于1952年出生在溫州城里,父親是位“老革命”,在父親被打成右派、母親下放到鄉下郵電所之前,周大虎的童年、少年生活充滿溫馨和陽光。
家庭發生變故后,周大虎生活和就學一下子變得舉步維艱。初中畢業后,周大虎到溫州農村插隊。“鄉下的生活根本沒有辦法維持”,周大虎說。1969年,17歲的周大虎跟隨幾個溫州同鄉,開始跑到外邊去謀生。
“我最早是到了西安郊區,做鈑合金工。當時我沒有全國糧票,吃飯是一個大問題,曾吃過一個月的柿餅。沒想到的是,我們的包工隊隊長不久被抓回溫州,以黑包工頭的罪名給槍斃了,我也在西安關了一個月。”
周大虎被抓回溫州后不久,迫于生計,又開始跑到江西、安徽、湖北等地流浪。1976年,25歲的周大虎頂替母親進入溫州郵電局工作,自此結束他的流浪生活。開始了每天扛郵包的生活。“也許是因為自己以前的流浪經歷,所以我分外在意這個工作。”回憶起當時,周大虎說他給自己定下的要求就是“扛郵包,我也要扛得比別人多,比別人好。”
周大虎是溫州打火機生產的后來者。早在1985年前后,溫州就已經有人在開始生產打火機。而他進入這一行也是因為迫不得已。1991年,周大虎妻子所在的溫州汽水廠破產,她領到了5000元的安置費。“我發現,做打火機比較方便。這主要是當時溫州打火機的零部件生產廠家多,我們只要投入少量資金就可以生產出打火機。”依靠這筆安置費,周大虎招了三五個工人,將自己40多平方米的家騰出一間做廠房。工作之余,周大虎替妻子跑銷售,結果發現打火機市場利潤豐厚。于是,他在一年后干脆辭職。1992年,周大虎租下了一個200多平方米的簡易廠房,招了100多個工人,自己開始正式創業。
就在他進入這個行業沒多久,溫州打火機市場進入了一個癲狂的狀態。1993年上半年,溫州從原先的100~200家打火機廠家急速發展到3000家。“溫州打火機只要10元錢,而日本、韓國這些國家生產的打火機要300元~500元。價格相差實在是太大,溫州到處是前來收購打火機的老外。說來也難以相信的是,即使你發給老外的箱子里是石頭,老外也不管就帶走。”
在市場如此火爆的情況下,周大虎卻瀕臨破產。原因在于,在市場如此癲狂下,溫州不少打火機廠家抱著“快撈”的想法,生產劣質打火機。周大虎不肯糊弄客戶,堅持產品質量,結果上游供應商拒絕給周大虎供貨,除幾個骨干外,100多個工人跑個精光。
“當時,按照我的質量標準,工人一天最多只能做150個打火機,而那些生產劣質打火機的廠家可以做到500個。工人的薪水是按件計算,所以在我那里工作,薪水少,沒有吸引力。當時做一個打火機的利潤大概有1元來錢,我即使一分錢也不賺,也開不出高工資。這種情況同樣存在于供應商方面。”
工廠陷于停產的困境,周大虎苦悶之極,在一個星期內,騎摩托車接連出了三次車禍。“我當年在郵電局開車,也沒出過什么事,接連出三次車禍,可以看出當時的壓力真的很大。”
熟練工走了,周大虎決定招聘一批新的普通工,并對他們進行培訓。“1993年上半年,我虧得很厲害,前兩年的利潤全給貼進去了。”
市場規律最終發生了作用,1993年下半年,吃夠劣質產品苦頭的外國商人開始將目光盯住周大虎。
周大虎的訂單一下子多起來了,一天5000多只的生產能力能夠接到5萬~6萬只的訂單。而原先3000家打火機廠家,如同秋風掃落葉,倒閉了九成。
如今,盡管溫州的打火機在全球所向披靡,但近年來屢屢遭到阻擊,如歐盟的CR法案和反傾銷法案。“溫州的打火機競爭實在是太強,所以老是在世界上遭到別人的阻難。我們除要進行積極的應訴外,還要想辦法提高產品的質量和知名度,改變目前的不利局面。”
周大虎堅信:只要自己有毅力和耐力,堅持到底就一定會取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