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玉柱：十一年做了三件事情

        1997年的時候，也就是十一年前，我首先想到的是生存問題。
        第一，自己要活下來；
        第二，賺點錢把債還掉，成為一個自由人。
        當時的追求非常低，在企業家里處于追求溫飽的階層：活下來，首先能養得起員工，工資發得出去，公司的日常開銷夠用。這是第一個階段。

　　后來第一個階段的目標很快就達到，生存問題兩個月就解決了。再然后用了兩年的時間，賺的錢就夠還珠海的債務了。實際上從2000年起我就開始還債了，我們先還香港的債。還香港債的時候，因為人不是特別多，所以國內沒有人注意。那時我直接到香港跟他們談，并且簽了還款協議。2001年開始還國內的債，人數有一千多人。

　　這個做完之后，到2002年的時候，我開始從管理位置上退下來。自我感覺我的團隊培養得還不錯。那時候規模沒有現在大，人數有七八千人。這個團隊運營得非常好，所以我就退下來了。

　　這時候我們債也還清了，現金越積越多。別人知道我們有錢，每天都有新的項目找過來。但是我特別怕犯錯誤，擔心不該投的項目投了，企業會有問題。

　　于是我們團隊一起研究，怎樣能避免犯這個錯誤，因為當時我們面臨很多的誘惑，有很多項目非常好。
        最后我們決定了應該如何把這個錢花掉：
        第一，投在回報率高、穩定的行業；
        第二，安全，錢不會一下子沒了，安全系數高；
        第三，可變現能力強，因為我們公司可能隨時就要錢。

　　我們根據這三個條件，搜尋了很長時間，最后確定我們要去投已經上市或即將上市的銀行。這幾個條件都能得到滿足：證監會、銀監會、股民、老百姓、儲戶都在監督，銀行還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性，所以安全性沒問題；然后，我們預測未來十年銀行業還是會處于高速增長階段；第三，因為它是一個上市公司，或者是即將上市，一旦我們公司需要錢，可以在流通市場出手。所以當時我們把賬上的現金都投了銀行業(注：華夏銀行和民生銀行)。投完之后我們就不管投資的事情了，不像以前，有人拿項目來，我們還有專人接待。

　　第三件事情，因為我在管理上參與得越來越少——開始時還參與重大決策，后來連重大決策也不參與了——沒什么事，于是我玩游戲的時間越來越多。開始是業余時間玩，后來我上班時間也玩游戲。團隊中的一些人對我很有意見，他們說我上班不務正業。后來我提出一個想法，如果我去做網游，那就不是不務正業了，管理層全部支持。實際上當時他們也并不看好網絡游戲會怎么樣，就覺得看我天天無所事事，給我找點事，反正投資也不大，兩千萬，從我們現金儲備中拿兩千萬出來，對公司也沒什么影響。所以就做了第三件事。

　　我做網游心安理得

　　媒體普遍的看法，說我們做網游沒有社會責任感，這好像是多數人的認識。其實我自己只要做到該做的，就很心安理得，我覺得非常好。

　　這里的社會責任是每個人的立場定位的問題，如果在你的層面上，你有自己的判斷能力，你有時間，你來娛樂，那我們做網游就是正常的。

　　但未成年人不一樣，未成年人需要學習和鍛煉身體，這時候不管是什么網游，哪怕是學雷鋒的網游，他都不應該碰，對他肯定是不好的，百害無一利。

　　至于說很多人“沉迷”網游——好網游就會讓人喜歡玩，如果玩家不喜歡玩，那就不是好的網游。

　　我們要盡的責任，首先是盡量減少對未成年的人的影響。如果我們影響未成年人，那自己就是不道德的。

　　我們還沒有開始運營的時候，就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建立防沉迷系統，那時候還沒有這種說法。防沉迷系統對成年人也做，因為我們不想讓一個玩家在游戲里待時間太長，影響到吃飯、睡覺肯定不好。正式運營的時候，我們又采取了第二個措施，不準未成年人注冊。未成年人沒有身份證無法注冊，這樣并不能百分之百擋掉未成年人玩我們的游戲，但是百分之九十能擋住。身份證為什么至關重要？因為在我們的游戲里，如果沒有身份證，你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比如你的用戶名丟失了，你的物品丟失了，要想把它找回來，你要拿身份證來；你的號被盜了，要想把號拿回來，要拿身份證；你的密碼忘了，也要想找回密碼，要身份證。

　　在進入游戲的時候，會像國外的三級片一樣，開頭就特別強調未成年人不得進入，在游戲里面也會有這方面的提示。如果游戲中在線發現有未成年人，還要把他“踢”下線去。

　　用這些方式，我覺得理論上能做的我已經全做了。我不能說做到百分之百不讓未成年人玩巨人的游戲，但是百分之九十九能做到。我們在游戲里面經常抽樣調查，甚至到網吧去查，我們的用戶超過99%是成年人，只有1%不到的未成年人。盡管我們不滿意，但是跟同行比起來我們很好，同行里，未成年人玩網游的是50%-60%。我自己覺得睡覺很踏實。

　　外面媒體說我是在害青少年，讓家長怎么樣，但是我覺得能做的我全做了，我睡覺心安理得，這是媒體的認識和我本人認識的差別。

　　我感覺我們很“正義”

　　很多媒體無論是評價我還是我的公司，都會說“亦正亦邪”(注：此句并非史玉柱的原話，是根據《經濟觀察報》的提問：“很多媒體無論評價你還是評價你的公司，都會說亦正亦邪”。此處在不歪曲史玉柱原意的前提下，考慮閱讀需要寫成第一人稱)。“邪”是被人造出來的，我感覺我們很“正義”。

　　我們公司從經營上面，首先一定要做好產品。現在媒體普遍認為腦白金保健品有問題，這是“邪”的一個理由。但是腦白金賣了十年，黃金搭檔賣了八年，回頭客能吃這么長時間，你說它騙人，他吃了十年還在吃，可能嗎？罵腦白金，銷售額并不下降，什么原因？是因為吃的人覺得非常好，黃金搭檔更明顯，黃金搭檔就是維生素，其實也是好東西。老外的產品是給吃西餐的人設計的，我們是給吃中餐的人設計的，我們的更可取。要到網上調查，可能有人說黃金搭檔是騙人的，但這個配方是國家標準配方，首先配方是科學的，不是騙人的配方；第二，我們沒有偷工減料，因為制造成本很低，沒必要偷工減料；第三，我們的生產為了保證質量，我都不信任中國的生產廠家，我把配方拿給了瑞士公司，他們在瑞士給我生產好了，我拿回國內分裝。質量是國際一流的，憑什么說我是騙人？這是不吃的人說的，這樣就形成了事實和多數人的認知有反差。至于反差是怎么形成的，一個是網絡，一個是媒體。這個東西扳不回來，只要把產品賣了，消費者還在吃，你們罵我，大不了我不出門——反正我也不出門。我覺得首先是產品。

　　第二個就是遵紀守法。比如和財務有關的事情我們都很謹慎，我跟公司團隊交代，第一，不準偷稅漏稅，一般公司偷稅漏稅往往是老板指示下面做，我不準偷稅漏稅，如果有偷稅漏稅做假賬的任何指示，或者有委托的決定下來，你們有責任拒絕執行，如果你們執行了，將來坐牢你們也跟著坐。一定要按照中國的法律來做。另外，不僅不準偷稅漏稅，還不準欠稅，欠稅不違法，但是不好。我們做得非常規范。

　　舉一個例子，每年過年的時候，年前我們要開員工大會，一年一度。大會上面有抽獎，一等獎五千塊錢的電視機，抽中了，我告訴員工，這是要納稅的。員工第二天抱著電視機，跑到稅務局說我要納稅，稅務局說我們從來沒有這種先例。好像查查稅法的精神是該來納稅，但是不知道如何做。我們整個公司被教育成這樣，我覺得這對整個國家肯定好。產品好，遵紀守法，這是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最主要就是納稅，納了稅，國家拿這個稅可以抗震救災，可以發展軍事，可以扶貧。

　　再一個是讓我們的員工富裕，讓員工過上富裕生活。我覺得好的企業就應該做到這樣。